欧阳修是他那个时代的文坛风向标，苏轼苏辙两兄弟，曾巩、王安石等人都受到欧阳修赞誉与推奖而名噪于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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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阳修不仅文学功底深厚，而且精通史学，他与宋祁合撰《新唐书》，他又独自完成了二十四史之一的《新五代史》的编撰与修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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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欧阳修的诸多文史成就中，歌词的创作是格外引人注目的，欧阳修的词辑录在《六一词》，又名《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，今存260多首。放眼整个北宋词坛，这一数量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。

伸张正义，文如其人

宋仁宗景祐三年（1036年），范仲淹因为批评朝政而触怒了宰相吕夷简，被贬为饶州知州。大部分官员都很同情范仲淹的遭遇，而左司谏高若讷却曲意迎合吕夷简，认为范仲淹被贬是合适的决定。

欧阳修是支持范仲淹的，他虽然只担任馆阁校勘的官职，但是他对高若讷的虚伪卑鄙和见风使舵的行径是非常不满的。他伸张正义，直接给高若讷写了一封信《与高司谏书》。以下节选：

前日范希文（希文是范仲淹的字）贬官后，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。足下诋诮希文为人。予始闻之，疑是戏言；及见师鲁（尹洙，下文会提到），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，然后其疑遂决。希文平生刚正、好学、通古今，其立朝有本末，天下所共知。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。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，又畏有识者之责己，遂随而诋之，以为当黜，是可怪也。

欧阳修的同事安道，当时任集贤校理，因为反对范仲淹被贬，也被贬为筠州监酒税。在这篇为范仲淹辩护的文章里，就体现了欧阳修散文的观点鲜明和说理透彻的特点，而且以犀利的文笔，痛快淋漓地对高若讷谄媚权贵，不分是非的行径予以了揭露。

《与高司谏书》这篇文章不仅直陈痛处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高若讷无底线的行径，而且表现了欧阳修泾渭分明、为人正直的品质，不知道高若讷读完这封信后，会是什么感受，他的脸色一定是非常难堪的。

也正是因为这封信，欧阳修也受到了打击报复，不久，他就被贬为夷陵县令，由此也看出来高若讷卑鄙的伎俩和行径。离开开封，欧阳修到了基层任职，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造福一方和文学创作上。

基层工作四年之久后，欧阳修又被调入开封担任馆阁校勘。基层的经历让欧阳修得到了很好的历练，写作风格日趋成熟，在文学创作上的理论日臻完善，在当时的北宋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关注。

为文天才自然，丰约中度。其言简而明，信而通，引物连类，折之于至理，以服人心。超然独骛，众莫能及，故天下翕然师尊之。——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

很多学子都希望在写作上得到欧阳修的指导，欧阳修是平易近人的，他的性格也体现在他的文章中。对于前来寻求帮助的学子，他都是倾囊相助，毫无保留地予以指导。

欧阳修重视对青年学子的培养，并注重人才的挖掘，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予以高度地关怀与鼓励。欧阳修在文坛的声望进一步提升，这也为他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契机，一切都水到渠成。

提出“文道统一”的文学主张

宋仁宗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，前来参加科举考试的秀才吴充一到开封，就给欧阳修投书写信，希望欧阳修能对他的文章予以指点。欧阳修看了吴充的文章之后，立即写下了回信《答吴充秀才书》。以下节选：

夫学者未始不为道，而至者鲜焉；非道之于人远也，学者有所溺焉尔。盖文之为言，难工而可喜，易悦而自足。世之学者往往溺之，一有工焉，则曰：“吾学足矣。”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，曰：“吾文士也，职于文而已。”此其所以至之鲜也。

在书信中，欧阳修热情地肯定了吴充文章的优点，并且中肯地提出了其中的缺点和原因。欧阳修指出吴充文章中“弃百事不关于心”的缺点，他认为现实生活中的“百事”就是文章的具体内容，写作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和生活实际。

在这封书信中，欧阳修首次提出“重道以充文”，也就是“文道统一”的文学主张。在《送徐无党南归序》中，欧阳修进一步确立了“文道统一”的主张，直接批判了不重视内容只重视浮艳辞藻的文风。欧阳修“文道统一”文学主张在这两篇文章是相辅相成、互为补充的。

如果文章脱离生活实际，那么就没有意义了。这是对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的继承和发展。这篇文章不仅论述了文章与现实生活的关系，而且论及了文学创作和现实的关系。这封信也是一篇非常有名的理论纲领，对古文写作有重要意义。